就当时性作用来说，学术大众仍然是学术的主体。加之功利主义的冲击、学术体制建设的混乱、一套为学界公认的规范体系与评介体系的长期匮缺，等等，都为中国学术在下个世纪的登台亮相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自新的学术运动启动以来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征程，期间存在的很多问题仍未得到明显改观，因此，即便是在学术业已发展的今天，或许，我们也只能以一种双重心情来面对匆匆滑过的九十年代学术以及无尽延伸的未来学术。
从七十年代末新一轮学术运动启动至今，已有约二十年时间。除了一般所具的循序渐进的演绎程序及学术运行的自身规律之外，因前后两个十年所遭遇的社会重大背景的差异，也同样会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学术的走向，如比较明显的八十年代启蒙背景与九十年代市场背景等对学术的影响即是明证。以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论，尽管一开始也将其作为一种失而复得的知识学来源，但八十年代以来学界的主要兴趣却集中在对它的“价值”评判上，故此而有对待传统的激进与保守等多种表述倾向，而稍晚展开的中西体用之争、“河东河西”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讨论也可看作是同一理路在不同侧面的一些延续，大致未离对中／西二元价值及其地位作选择判断的固定模式。但无论是取肯定还是否定、或折衷的态度，从深层的意义上说，其与七十年代末启始的启蒙思路及其多方向的泛化是确实有关联的，着重考虑的是陈述对象明确可辨的有用性，以一种当代性要求来评议、处置历史现象。这在一个层面推进了思想的理解进程，但由于方法上（也是学术理念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造成了这一阶段在学术上的碌碌无为。
九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格局对学术的作用同样是双重的。但不管怎样，作为学界一种主流，仍体现了由八十年代甚为突出的价值追求而向客观研究转移的趋势，各种“价值论”讨论随着年代的递增而趋于相对消歇，知识论取向逐渐开始取代价值论取向。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这一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兴趣的主要范围已由原来的诸如新儒学的“价值关怀”等具有现实针对性与主体参预性的议题（或反对之）转移到对思想史、学术史脉络，与财政史、制度史、社会史、“断代工程”等等更为具体的研究中来，倾注于学术难题的解决与学术空白的填补等更技术化的问题，从而也使研究从一狭窄的价值基点（被规定为儒学是否有利于现代化的部分）走向了开阔的、不受命题限制的知识学疆域。当然，这种知识论转向尚不限于文化研究领域，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等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反映出了整个知识界思维状态调整与精神风气转换的趋势。
与之变化相关的是，在九十年代，“学术史”之类的概念在学界广为流行，被不断阐述与实际运作，虽然，那些分科运作的成果还须待若干年后才能更多地问世，对学术史基础概念的理解本身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之处，甚至有指鹿为马的情况，但已不像以前那样人们主要只关心与谈论“思想史”与“文化史”等。事实上，“学术史”概念的分量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已超过了“思想史”和“文化史”等，可以说是九十年代所开掘出的一门具有充分阐释潜力、而又相对能够代表该阶段学术发展特征的“显学”。其中，对湮没已久的清代朴学及古典经学史的热衷便是实例，而最突出的莫过于对近代以来学术发展包括那些学术大师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经验的热切追溯（从问题分类讲如有对本世纪疑古思潮的重新认识等）。这种情况，如陈平原在讨论本世纪初学术时曾指出的，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从而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更为清晰的方向感，而有意思的是，在本世纪末人们将再次回到同样的学术史理路上来。但从严而论，在许多方面，对清代学术的研究等还基本停留在较为初步、粗疏的，包括对梁启超、钱穆二公草创之作仍顶礼膜拜的阶段，我们就近的学术传统带给我们的常是——容易在大的观念环节上仓促用力、朦胧判断，而不是在更为具体、多变与复杂纠结、内在推进的多种层次上来探寻学术范型演变的真实轨迹，有许多则属不可回避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这类工作真正做起来不仅要艰苦得多，处理它们的能力也属我们过去的学术训练经验中较为短缺的，需要在进一步的习练中得以充备。由此而言，对整个古典及近代学术史（包括各分科史）的发掘虽已有一良好的开端，但仍处于行之弗远的阶段，也正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大的发展。
而随着知识论转向进程的加快，在一些学者那里，原来已有而又常常混淆一起的“批评”与“学术”之间的类型界限开始被有意识地强调。批评被看作是从一种主体理念出发去寻求与组合材料的过程，尽管其秉有学术所无法替代的直接“介入”生活的品性，但因其固有的“态度学”属性，也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构成对知识本体的扭曲。又通常表现为印象式的文本构成方式；而学术因为避免了“有用性”价值取向的明确要求，便能坚持更为纯粹的知识学立场，而这又需要通过一些非常规则化的程序才有可能通达。二者的区别，在理论上是可以厘定的，如前一时期谈论的“误读”现象，由于在批判学上是一种常例，故自然会得到辩解，但在学术上讲则属不可允许的“谬误”。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在类型学上对批评手段的简单否认，而是旨在说明不同的操作方式有各自的目的指向、运行规范与可及效果。如果像过去那样以批评的方式来替代学术，则必然使学术因其他手段从内部的化解而无法自立。但是直到八十年代末还末曾有人对此逻辑分界作出明确的阐述，因而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学术治理上会具有的一些状况或问题。由此标尺出发，学界便有人开始对曾经推崇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等自洽式的、即不甚考虑知识材料的原始确义而只为自身论证服务的学术操作方法提出了责疑。而人们的理解一旦走到了这一步，则必然会借助已获的尺度去重新测定、评价那些笼统而称的各学术人物，如果学术上的推进能够按正常的步骤，并依严格学术理性的要求进行的话，那么许多为近年神话化的现象还会进一步澄清。同时，也将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如学术史的、或思想史的、批评史的等）将这些人物们安置在他们所应归属的荣誉系谱中。至少，为学术的进程提供了什么与为思想的进程提供了什么常常是不应被看作一样的，有时在这一系谱中成就卓著者，在另一系谱中却可能成为很好的反面例证——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
随之而带来的另一重要变化，便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加强了对学术手段有效性的认识，这也是更为内部化的工作。由学术反映出的知识学特征，其最重要的可使用手段无疑是实证方法，而我们过去的学术经历也从反面表明了，没有实证主义支撑的学术是缺乏任何实力基础的，因而，学术的进步虽然有时也会借助理论意识的引入，但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的进步。对于走向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来说，欲提升学术的水准，可能最为关键的还是重建我们的实证论方法体系，以及加强与之配套的学术规范意识。而这些工作在近年来的展开，又同时增加了学术运作的实际难度，使学术走向了更为深入的专业化轨道，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学的有效性及文化研究的水准。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批评学所能笼罩的。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新的一代学人在经历近二十年的补课、训练，特别是九十年代学术磨濯之后，也已在迅速的成长之中。但仍然应当理解到，一种更高的学术建树并不单单是指备有深厚的积学，也需要与方法论修养有关的学术知性上的成熟，以及对更为严格与丰富规则的掌握。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么这一代人就有可能以一种令人刮目相看的面貌出现在未来的学术舞台上，与前代学者并辔而行，甚至在许多方面有所拔超，而非如十年前人们所担忧的那样会永久性地匍匐在前代大师们的膝下。
当然，对于学术的这种进展，学界的看法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一种较为典型的说法，即所谓“思想与学术的紧张”，担心九十年代的学术进展会冲淡人才年代的思想事业，并以为与保守主义倾向有关。对于这个问题的辨说并非三言两语所能完成，但这种二元对峙的思路却是明显出于某种虚拟。如果能将一般所称的严肃“思想”作简要划分，那么，至少会有思想启蒙与文化批判的分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生活的经济化程度大大加强，使启蒙主题或为巨大的实利需求所遮蔽，或在理论上被替代满足（即有些人冀望的由市场来完成制度与人性的解放），还包括来自其他方面的明显制约，这些都与外部客观情势的推动有关，并非出于学术的挤压。在另一方面，又有文化批判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包括如文学批评中的一部分也转化为文化批判），并与这个时代的消费化、传媒化等特征恰相吻合。而从学术的一面来看，它事实上也同时受到了实用浪潮的激烈冲击，并且是通过边缘化的过程（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角）逐渐构筑其专业化的品格，加之实践方面的积累与意识上的成熟，更为明显地从各种外在价值指向中分化出来。与活跃的文化批评等相比较，它反而是以一种更为不事张扬的方式在默默地行进，如果其对批评学方式的侵并有所存疑，也丝毫不意味着有心取代于它，只是试图为自身清理内部的地盘而已。
在“思想与学术”的讨论中，也有人以为学术品格的加强，将会有助于思想的可靠展开，这一道理单独看并没有错，但我觉得更首要的还是应首先在概念上预设出二者间的差界，分别出两个可予不同阐述的层次。如以学术的角度而言，其最基本的品性当属一种纯粹的知识论层次上的，其次才与价值论利用的层次发生关联，通过其他言说方式介入生活，而非将二者一开始就混在一起谈论。学术有助于思想的想法，实际上仍反映了长期以来习惯所谓的“思想”高于“学术”的观念，以致最后在理论上仍让思想侵并了学术。我国学术之长期无法取得独立、康庄发展的原因盖系于此。而只有通过以上这种预先分疏，才能大致上保证学术所具有的最为基础的纯粹知识立场，即其取“真”的本性。因此，学术（尤其是人文研究）在九十年代的自立与发展，其最主要的意义仍在自我补足，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它的这一趋势是与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完全吻合的。从整个世界史的进程看，没有学术的独立发展，即获取一种追求纯粹知识的品性，便不可能有典型的现代大学与现代文明，而现代学术既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它的发展也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种可测性标志。因此，从我们自己国度的情况看，所虑者恐怕不应是发展太快了，而是远较不足。
当然，以上描述的学术发展进程并不能够代表一种完整的当代学术图案，或只能说是一种更精英化的途径，在另外一些层次上，即便是经历了知识论转向的契机，学术危机与滞后的现象仍是十分严重的。比如，学术行政化的倾向有日益加剧之势，而它又必然会提供另外一种学术上的导向，事实上也成了助长浮泛学风与标准混乱的重要根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学术生产的低层次重复仍代表了普遍的倾向，在文化研究领域，课题的无理性重复是一个方面，另外则是一如既往地以一些十分简陋的、说不上是什么的方法来处理课题内容，不用说对古典实证主义，也未见有对近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借用，似乎在此之前，从来未存在过学术史发展的经验，而只是凭借长期的习惯势力从事学术研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学术思维的落后现状，及培育学术史思维、提倡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由于这种低层次重复的研究在学术生产上所占的数量之巨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淹没了学术精进的内在线索与实际收获，消弥了后者对一般学术的引导作用。毕竟，就当时性作用来说，学术大众仍然是学术的主体。加之功利主义的冲击、学术体制建设的混乱、一套为学界公认的规范体系与评介体系的长期匮缺，等等，都为中国学术在下个世纪的登台亮相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自新的学术运动启动以来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征程，期间存在的很多问题仍未得到明显改观，因此，即便是在学术业已发展的今天，或许，我们也只能以一种双重心情来面对匆匆滑过的九十年代学术以及无尽延伸的未来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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